扼杀一个小诗人：一个中学生家庭的教育之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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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、小升初、培训班、奥数、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，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。
朱夏妮写下诗句 “天上有老师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，感想是：“天上有学生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
现在，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，却已经开始写小说。在一部叫《初三七班》的作品里，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：《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》。
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。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，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——“去死，都去死。”
妈妈胡杨被吓到了。她是天主教徒，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，对于如何培育孩子，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：让生命自然生长。还在新疆的时候，她常对夏妮说：“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，只要身体健康，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。”
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。平时，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，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。假期，她在大山上数云朵，夜了栖息湖边，那里有一只小黑羊，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。10岁的时候，自然迸发诗意之美，她写下第一行诗句。
7年前，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，随父母来到内地。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，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。这是一个由分数、小升初、培训班、奥数、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，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。
母亲胡杨感觉到，她的“自然生长论”已节节失守。
见面礼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，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。一直以前，爸爸主张“中庸”和“无为”，任孩子自由发展，不补课，不加码。妈妈胡杨辞职在家，专心陪读，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。
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，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，她爱扎马尾，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。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，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。
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。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：“初一先混上一年，初二想想，初三再努力吧。”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，就发现不能再这么“放养”了。“那人，黑压压的。”
那一刻起，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。她被冲进大潮里。最终，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“自愿赞助”，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。
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。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，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，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。一幅满墙的海报，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，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，七成的尖子生。
等级——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。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，“他们是另外一个楼，离小卖部很近，离厕所很近，做操也很方便，木地板，有防盗门。”她被分到第七班，普通班。
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，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。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。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。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，同学们则骂她是“老师的狗”。
这是2011年9月，初一，学校给朱夏妮的见面礼。
开学一个月，她将心情写成了诗。“我无与快乐同在时/没人为我伤心”。做数学时则是：“天被锁在带着纱的窗外/那片可怜的融化了云的/渗了奶油的蓝色”。2012年3月7日，她被罚抄，哭着写：“我必须小声地哭/不让你听见/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/我可以抱着它”。
“写诗，写诗能进重点高中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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